1966年2月的一天，北京城的早晨仍透着寒意，雾气在长安街的行道树间缭绕。市民的脚步匆匆，无人预料到这条大道上即将发生的意外会把整座城市的警铃拉响。十点刚过，一声脆响划破寂静，来自人民大会堂内外的所有人几乎同时停下动作，彼此对视——那分明是一声枪响。
会议室内，周总理与几位中央部委负责人正讨论国计民生。一根铅笔还未放下，随行警卫已如疾风般冲向二楼。玻璃墙上多了一道指肚粗细的裂痕，子弹嵌在内层玻璃与外层钢化玻璃之间，闪着寒光。若再向前半厘米，后果不敢设想。
警报随即拉响，北京市公安局出动最精干的技术力量。上午11点不到，案发现场已被临时封锁。刑侦技术科给出初步意见：口径约5.6毫米，极像国外轻型猎枪所用子弹。子弹所留的入射角度显示，枪口大约位于西北面，似乎对准了大会堂北立面。
当时正值工作日高峰，长安街汽车、自行车交织，目击者理应不少。侦查员在数小时内挨个走访商铺、交通岗亭，甚至询问了环卫工人。可惜，没有人见到持枪之人，也没有找到任何弹壳。搜索面被拉到周边近千辆汽车，仍旧毫无收获。这起案件似乎注定要陷入迷雾。
傍晚时分，汇报材料摆到总理办公桌上。周总理翻阅片刻，抬头只说了一句：“别把视线绑在马路上，风也会使子弹换道。”一句话点醒众人：射击位置未必就在长安街，或许来自更远，更高处。
第二天清晨，侦查半径被扩展到大会堂周围500米，逐院逐楼敲门排查。为避免打扰附近机关干部，公安干警改用了便装，只在腰里别一枚暗红色证件。调查推进到南长街时，负责某处办公区门卫的老马递上了一个小纸条：“李达首长家的孩子老往屋脊上蹿，打鸟动静挺大。”这句话立即被记录在案。
李达，上将军衔，黄埔一期出身。其宅院距人民大会堂直线不过四百余米，屋顶视野开阔。公安干警暗中观察一天，未见异常，却在夜里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搜查令。获批后次日清晨行动：院内假山背后，一支捷克ZKW小口径步枪被找到，枪膛余温犹在，枪机内残留的弹灰与现场弹头材质吻合。
年仅16岁的李迪明被带到派出所。面对询问，他眼圈通红，小声辩解：“我就想试试打飞鸟，没想到把玻璃打穿了。”负责笔录的干警只说了一句：“你知道今天差点惹出大祸吗？”少年垂首不语，肩膀轻轻发抖。
案件脉络水落石出后，公安部连夜向中南海作了汇报。如何处置上将之子，众人心里没底。那天深夜，周总理在灯下翻阅调查报告，思索再三。次日上午，他把李达和儿子都请到西花厅，开门见山：“纪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安全大事更不容疏忽。”言辞极严厉，却不带个人指责，只要事实承担。
对于尚在学龄的李迪明，处理以教育为主，但枪支立即没收，外加全员写出检查，送交公安部门备案。至于李达，他向中央递交检讨，并主动配合日后民用枪支清理工作。
这起“乌龙”并未登上报纸，却让中央警觉到另一个问题——民间私藏枪械的隐患。枪若管不好，擦枪走火就可能酿成大祸。1966年3月，公安部着手起草《民用枪支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对猎枪、礼仪用枪、警用退役枪逐一登记，严格审批，明令禁止个人私藏军用武器。随后，全国各地陆续开展收缴行动，从边远山村到城市兵工厂宿舍，凡是不合规的枪支一律上交。短短几年间，零星持枪闹事的现象大幅下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枪击虽未酿成人员伤亡，却让人民大会堂的安保规范全面升级：窗玻璃从原本加厚钢化换成多层防弹玻璃，周界岗哨与射击死角全面调整，邻近建筑的屋顶一律禁止无关人员上楼。可以说，那一枚5.6毫米的子弹改变了首都核心区的安防理念。
回看李迪明，其后被送往军队子弟学校继续就读。有人传言，他因“意外射击”被父亲严加管教，青春期的桀骜也在经历这场风波后被磨平。再后来，他志愿参军，在内蒙古边境连队度过了几年最为艰苦的岁月。据同批战友回忆，这个曾经爱拿枪打鸟的少年，再未触碰过任何私枪。
至于李达，面对外间私语，他只是淡淡一句：“国家规矩面前，没有将军家的例外。”这些话虽不见华丽，却重若千钧。老一辈革命者以身作则，自此成为军内外整肃枪支管理的有力注脚。
这桩案件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“首都保卫战”的一次警钟。它没有惊心动魄的追捕，也没有复杂离奇的阴谋，却真实地提醒了决策层：越是看似平常的疏忽，越容易在关键时刻酿成大祸。从那以后，人民大会堂周边的安保体系不断更新，直到今天仍被视作首都警卫工作的一个起点。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这颗子弹早已在档案柜里蒙尘。但它在1966年留下的弹痕，至今仍嵌在那块更换下来的旧玻璃上，被妥善封存。它是一次少年顽皮的错，也是现代中国公共安全制度启程的起点——这即是那场“人民大会堂枪击案”最深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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